今年以来,广西南宁、安徽亳州、贵州威宁、云南文山等地相继向社会公布了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

今年以来,广西南宁、安徽亳州、贵州威宁、云南文山等地相继向社会公布了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
今年以来,广西南宁、安徽亳州、贵州威宁、云南文山等地相继向社会公布了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有多个地方这样做过: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3年年初,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通过区政府网站、室外电子显示屏等,向社会公布区政府领导和区直部门、街道办事处89名行政领导的手机号码等信息,以方便群众在遇到困难时及时向领导干部反映。2013年8月,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对社会公布了包括各政府部门、街道一把手在内的400多名干部的手机号,并向全区群众承诺:联系无障碍、倾听无缝隙、办事无拖延、服务无折扣。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可以看到,截至目前,已经有湖北省利川市、四川省眉山市、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吉林省舒兰市等数十个地方向社会公布了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在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穆阿妮看来,其背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为适应新形势而加强治理能力建设的一种探索。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像北京的接诉即办改革,像部分地方的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都是社会治理创新探索的一种方式。这也是部分地方对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贯彻落实,即通过透明化和近距离的方式,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切切实实转变成治理效能。在庄德水看来,另一个背景是当前政府治理方式转型的要求,这种转型要求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以回应社会公众对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高标准要求,社会公众已经不满足传统的社会媒体、听证会等沟通方式,而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与领导干部进行沟通,表达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治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求领导干部能够高质量地解决问题,也要求领导干部能够更快速、更便捷地进行回应,公布手机号码刚好是一个符合这种趋势的途径。其实,群众有时候并不是真的期待立即解决问题,而是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回应。”庄德水说。庄德水认为,多地向社会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表明了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态度,即领导干部愿意与群众面对面沟通,愿意接受群众监督,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也为领导干部开辟了与群众沟通的新渠道,群众能够第一时间将自己的需求、想法传递给领导干部;此外,领导干部也可以通过群众来电在更大范围内收集民意,从而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所以我们要肯定领导干部公布电话号码这种方式,毕竟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对改进作风、转变治理方式,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庄德水说。穆阿妮告诉记者,部分地方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这种做法,是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表现,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体现,值得肯定与支持。根据党章的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根据党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在庄德水看来,领导干部通过手机号码联系群众,正是“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最好体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之下,领导干部要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通过主动公布手机号码,接听来自群众的声音,接触基层、接触群众,拓展自己的思维,锻炼自己的能力。”庄德水提醒说,人们在支持部分地方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的同时,并不是鼓励更多地方立即跟进,以避免更多地方为创新而创新公布手机号码,避免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成为一种作秀,毕竟回应群众的呼声、解决群众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并不是只有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这一种途径。庄德水的建议是,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要树立起全面从严治党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意识,创新更多的制度解决群众面临的“急难愁盼”,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穆阿妮同样认为,其他地方是否跟进需要酌情处理,目前最需要警惕和关注的是,真正让公布手机号码变成实实在在为民办实事的渠道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存在。(本报记者 陈磊)责编:夏丽娟